美国时间4月10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更新了一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调整：计划逐步取消在单克隆抗体疗法和其他药物研发中对动物实验的强制性要求。

　　实际上，2022年FDA就通过了，提倡寻找动物实验的替代方案，但最新政策更加具体，指明了智能计算模型、类器官与器官芯片、跨物种数据整合的三大替代方向。上述计划发布后立刻引发了医药行业的震动，由于对动物实验更为依赖，以昭衍新药、查尔斯河为代表的传统CRO股价承受了巨大冲击。美国时间4月10日，查尔斯河股价单日下跌28.13%；4月11日，昭衍新药股价下跌9.98%。

　　不过，行业也对这项新政抱有更为理性的看法。4月12日，多位业内人士也在接受
 

　　FDA计划逐步取消在单克隆抗体疗法和其他药物研发中对动物实验的强制性要求

　　希格生科创始人兼CEO张海生在接受一位国内CRO行业从业者告诉体外实验全面替代动物实验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体外实验与动物实验之间的相关性尚需全面认证，科学支持是否已经完全到位仍值得进一步探讨。以单抗药物为例，尽管其靶点较为明确，在理论上能够解决脱靶问题，但仅靠体外实验和人工智能风险评估来评估药物的免疫原性还远远不够。而经过抗体偶联药物修饰的药物复杂性更高，应用类器官芯片的变数也更大。

　　谢鑫也提到，对于复杂疾病的多器官交互模型，仍需进一步验证和优化，复杂全身性药效研究，也需要搭建更精妙的多器官芯片模型来支撑，AI模型也需要更多高质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些都限制了类器官技术的全面应用。

　　正在美国参加生物医药行业会议的Alex Zhavoronkov也有类似的观点。作为英矽智能首席执行官，他认为当前技术的成熟度，仅靠类器官模型不能给出很好的答案。以小分子疗法为例，在体内与在类器官模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公司在评估AI设计的小分子药物时，不仅会考虑分子在类器官模型中的表现，也会结合动物实验进行研究。

　　在Alex看来，政策落地需要循序渐进，比如在开发抗癌药物时，是否可以考虑先减少一些昂贵且耗时的GLP毒理研究。据其介绍，GLP毒理研究成本往往是非GLP毒理研究的7到8倍，时间也延长了3到4倍，如果取消这一步骤，团队可以节省更多时间，并创造药物发现新纪录。

　　“试想一下，如果在完成非GLP毒性研究和DRF研究，取消对两种动物物种进行28天GLP毒性测试的要求，那将真正大幅简化流程优化成本。我们有一种药物，正在做小鼠的全生命周期给药研究。即使是这样的长期研究，也比用于提交IND的正式GLP研究更便宜。”Alex说。

　　昭衍新药表示不断注重和加强开展类器官研究，期望早日实现以体外试验替代活体动物研究试验；4月8日，药康生物宣布将新增“AI驱动类器官、动物疾病模型多模态临床前药物研究平台项目”，计划投资2亿元，建设周期为60个月，预计2030年4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另外，之江生物、益诺思、康龙化成等多家上市公司曾披露过对类器官和器官芯片的布局，但多处于早期阶段。

　　“对于新药研发而言，安全性与有效性始终是最关键的两大指标。”张海生表示，全球新药研发的失败案例中，约50%是到人体后药效不足，另有约三分之一则源于临床前未能及时发现的毒性问题，其中尤以心脏毒性和神经毒性最具[*]伤力，它们往往是不可逆的，对人体危害巨大，也会直接导致临床试验的失败。

　　“在全球医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提高药效预测的准确率、降低毒性筛查的失败率，正是新药研发升级的关键切入点。”张海生说，如果“类器官+AI”模式能在更多疾病领域得到验证，就有望成为整个行业的新底层技术与核心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