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从2025年起，国企工资总额将与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等指标挂钩，高管薪酬上限进一步收紧。
相比于造车新势力，国有车企的薪酬结构更注重“公平性”。例如，北汽蓝谷董事长张国富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约15倍，这一数据远低于理想汽车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
此外，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背景下，技术型高管的薪酬增长较快，体现出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重视。数据显示，长城汽车总经理穆峰年薪从2022年的403.6万元增至2024年的610.63万元，涨幅达51.3%，与其推动研发体系升级的贡献直接相关。长安汽车聘请前大众设计师Klaus Zyciora负责欧洲市场战略，其年薪达295万元，超过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的薪酬。
从企业高管的薪酬体系观察来看，传统汽车制造商普遍采取更为稳健的薪酬策略。有分析人士表示，这种与造车新势力之间的薪酬差异，折射出两类企业在战略定位与发展模式上的根本性差异。处于快速扩张期的新兴车企更倾向于实施高比例的股权激励方案，旨在以风险共担机制推动规模跃升；而拥有成熟体系的传统车企则构建了“现金+股权”的复合型薪酬结构，这种设计既能保障核心团队的稳定性，又能有效控制经营风险，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化的治理策略。
